八路军挤敌人:动员群众搬到根据地 全民阅读重在“阅读实效”

作者 新全讯网2 来源 教育动态 浏览 时间 18/01/24

  “芝兰村是个大村镇,处于交城山区通往边山和平川的咽喉要道上,是晋绥八分区党政军机关驻地——关头的门户。日寇在这里的兵力多,武器装备好,给养充足。而我游击队则没有粮食、油、菜,只能吃野菜、榆树皮、黑豆,冬季没有棉衣、棉鞋。时间一长,游击队员体质下降,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多。”

  盛夏8月,记者循着历史的足迹,来到交城县文史研究院。听着院长张其豪的讲解,仿佛穿越时光,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就在眼前……

  深论

  韩浩月(媒体评论员)

  1942年10月,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精神传到了晋绥区。时任交城县委宣传部长、县抗联主任并兼任县对敌斗争委员会主任,肩负交城县抗日对敌斗争重任的华国锋开始反复思考如何“挤”走芝兰村敌人的办法。他到离敌人据点十几里地的双龙村召开区委、一营负责人、民兵干部会议,提出:要认真领会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挤”字。现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我们没有能力“打”“赶”敌人,只能“挤”。怎么“挤”?华国锋认为,“挤”,就是围困。大家都赞成他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动员芝兰镇附近15里的群众搬到我军控制的晋绥根据地去,对芝兰村实行坚壁清野。

  1943年2月底,华国锋派民兵在山上监视敌人的行动,命八分区部队和民兵先后掩护芝兰据点周围15里内的群众只用一晚上就全部迁到根据地,使据点周围一夜间成为“无人区”,敌据点成为孤岛。日军找不到粮食吃,找不到柴烧,只好从城里运,而当敌人运输粮食、柴草时,我游击队则找机会伏击敌运输队,把运输队打回去,芝兰村的日寇得不到给养,就跑出15里外从老百姓手里抢。华国锋就组织游击队沿路伏击敌人,让日军付出极高代价。为了彻底把敌人“挤”走,华国锋指挥游击队集中于敌人据点周围活动,白天敌人出来,就派神枪手打冷枪毙伤敌人,半夜则时常放鞭炮,敲锣打鼓惊吓敌人,使敌人惊惧不得安睡。

  讲到生动处,张其豪给记者翻开由他前不久编著出版的《烽火交山》一书,指着书中的一幅插图说,芝兰村只有一口井,离炮楼有数百米,日寇每天出来挑水吃。华国锋就指挥民兵中的神枪手,躲在山梁上专门射杀挑水的日军。日军往往派许多人掩护几个人挑水,却被我民兵神枪手射杀,挑不到水。歹毒的日军知道抗日游击队不打老百姓,干脆抓来老百姓逼迫他们为日军挑水。华国锋见此情形,心生一计:将死猫、死狗扔到井里,让日寇无法喝。日寇渴急了,逼老百姓将井水淘了照样喝。华国锋听取一位老人的计策:把头发剪碎了扔到井里。日寇淘不尽碎头发,只好放弃在这口井取水,转而组织了一个毛驴队到附近山沟里驮水,并派出大批日伪军联合护卫。华国锋根据这个情况,在日军驮水毛驴队必经之路埋伏下多个民兵小分队,见到毛驴队过来,只瞄准日伪军开枪,打完就跑。日军驮水毛驴队每走一两里路就遭到伏击一次,驮水一次,就要伤亡多人。而驮水的老百姓却毫发无伤。当地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鬼子汉奸护驴队,一天三时来驮水,水没驮上往回跑,喝点驴尿尝尝味。”日军喝不上水,再也无法生存了。1943年7月21日,芝兰村的日军,在文水和东社据点敌人接应下,炸毁碉堡,撤兵西逃,八分区腹地2/3的土地获得解放,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转为敌退我进的主动局面,进而把对敌斗争的中心由山区转向晋中平川。

  1944年9月,毛泽东得知交城芝兰日寇据点被“挤”掉的消息后,当即向晋绥分局电示:“在其他各分区也令他们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时年22岁的华国锋指挥的芝兰战斗规模不大,却成为抗日游击战的典范之一。芝兰的群众至今仍记得这场战斗,他们在那口水井上建了一个棚子,作为抗日战争的文物保存至今。

  从事党史研究生涯已经17年的张其豪,祖父在该县平川敌占区的老家村子里当过抗日自卫队长。他从小就听祖父讲交城抗日的故事,也因着工作的缘故,接触走访过许多在交城参加抗日的老战士和烈士家属,翻阅了上千万字的抗战史料,每每谈及于此,他总是心潮起伏。“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是永远抹不去的!”他感慨地说,“落后就要挨打,无论是国家,还是做人,一定要自强!”

  历史回放

  晋绥八分区“挤敌人”战术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正式成立。关向应、贺龙、林枫、周士第、甘泗淇等9人为分局委员。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

  林枫从延安返回晋西北时,毛泽东当面指示:“要把敌人挤出去”。10月31日,毛泽东复电林枫,指出:“晋西北只有人口七十万至一百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甘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缩,前途甚坏。”

  1942年底,晋绥分局召开高干会议,传达和研究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晋绥八分区运用“挤敌人”战术比较成功。1943年至1944年,先后挤掉交城县岔口、草庄头、娄烦等敌据点,打开了八分区对敌斗争的局面。1944年9月30日,毛泽东致电吕正操、林枫,肯定了八分区“挤敌人”经验。

  尘封往事

  智取草庄头

  草庄头敌据点位于交城以北20公里处,驻扎日伪军100多人。这个据点是1941年日伪军在华北实行“强化治安”运动中,伸向交城山根据地的重要据点之一。拔除这个据点,对于切断敌人交通,对敌进行各个击破意义重大。

  为了拔除草庄头据点,时任交城县委宣传部长、县抗联主任的华国锋组织召开草庄头对敌斗争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决定从八分区抽调精锐部队组成交城支队,由分区副参谋长吕怀忠任支队长,并对草庄头据点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他认为草庄头工事坚固,距清徐、交城两座县城又近,切实可行的办法只能是在据点内的中国人身上做文章,里应外合,智取为上。会后,华国锋命令敌工科的王兆雄想法做通草庄头据点日军碉堡内伙夫王贵生和采买员的工作。做通这两个人的工作后,华国锋认为智取草庄头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在9月18日夜发起拔除草庄头据点的战斗。方法采取开门战术,即让放哨的王贵生在夜里11点半日军接班前打开据点大门。

  “倡导全民阅读”连续三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连续四年列入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热议全民阅读,有来自新闻出版界的委员呼吁,尽快为全民阅读立法。

  全民阅读已经在全国开展10年,其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普遍认识。综合舆论氛围来看,《条例》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相信在各方的推动下,《条例》的出台不会太晚。

  《条例》有助于保障阅读环境朝着良好方向发展,也能解决出版、销售、市场、传播等与阅读密切相关产业存在的一些问题,总而言之,这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全民阅读是个系统、庞大、漫长的工程,同时,作为读者也好,相关的机构也好,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个体差异,《条例》可能无法细致对应现实问题,它的指导意义或是它最大的价值所在。

  以政协委员白岩松的一个建议为例,他认为“新出版的图书在半年之内应该不低于8.5的折扣”,这在执行层面上,难免会遭遇到市场与读者的双重反对。网店出于品牌推广的目的,以补贴的形式降低书价,很难从法律层面去追责。读者因为书价合适,多买了一些书,这客观上也有助于全民阅读,如果《条例》中的某一条无形当中压制了读者的买书热情,这本身也是一种悖论。

  正是因为存在诸多的中间地带,以及不少含糊的、没有标准答案的争议问题,《条例》才需要反复斟酌,这也是它难以快速推出的原因之一。基于这种认识,也有声音称,全民阅读更适用于“倡导”,“立法”虽有锦上添花的作用,但并非必然选择,一旦进入立法层面,就有可能面对一些“有法不依”的尴尬。

  9月18日午夜,吕怀忠率交城支队、武工队和民兵,按照作战计划,依次摸到敌据点山脚下,在王贵生接应下顺利进入据点。部队进入后,对熟睡的日军进行突然袭击,不到半小时就彻底摧毁了日军据点。此战全歼日军1个小队30余人,俘虏伪军及接受投诚者70余人,缴获迫击炮、重机枪、步枪等大批武器和大米、白面、罐头、饼干等大量物资。

  智取草庄头据点后的第三天,彭德怀副总司令、刘伯承师长回延安途经交城草庄头。当两位首长坐在草庄头据点废墟旁休息时,负责护送任务的吕怀忠向首长汇报了草庄头战斗的详细情况。彭德怀听后高兴地说:“你们这一仗打得很不错,用了黑虎掏心战术,是一个很好的战例。”

  其实,全民阅读在“倡导”与“立法”之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运作、推广空间。仅就“倡导”而言,从口头倡导、舆论引导,到创意倡导、行动倡导,都有许多的事可以做,全民阅读重在“全民氛围”,更重在“阅读实效”,真正有效果的全民阅读,是人们读书观念的改变——从被动读书、从众读书,变为主动阅读、个性阅读。只有摆脱了对阅读的实用、功利目的,阅读行为才会根植于精神,融入人们的气质。

  因此,在《条例》出台之前,相关的阅读推广机构,倾心于全民阅读的公众人物,更应该思考一下,在这项工作上,究竟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已经在做的事情有没有做到位。如果该做的事只做了十之二三,那么即便《条例》出台了,全民阅读仍然短时期内没法真正良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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