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戏曲专家共探歌仔戏“古戏新诠” 不少知名人士写“求屋信”

作者 太阳城娱乐城 来源 文化新闻 浏览 时间 18/01/07

  漳州3月7日电 (高淑萍 陈小环)“传统是创新的源泉活水,只有在保持传统内核的基础上,歌仔戏才有创新的能力。”台湾戏曲学院副校长蔡欣欣教授说。

  7日,一场以歌仔戏为主题的“闽台传统艺术学术研讨会”在闽南师范大学举行,漳州市人大副主席李珊珊、台湾戏曲学院副校长蔡欣欣、漳州市国家一级作曲家陈彬、漳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黄清河、闽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郑玉玲等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探闽台歌仔戏传承与保护。

渝中区十八梯承载着很多重庆人对历史的记忆。重庆晨报记者 雷键 摄

  台湾歌仔戏在福建又名芗剧,迄今约有百余年历史。在传承的道路上,两岸歌仔戏专家付出了很多努力,然而,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歌仔戏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传承危机。

  2006年,在华人歌仔戏创作艺术节中,蔡欣欣教授选了三座现代化的城市——福建厦门、新加坡、台湾台北,为这些城市的剧团出了个命题“古戏新诠”。台湾剧团则将《狸猫换太子》改编成了《金水桥畔》,新加坡和厦门分别选《玉堂春》、《窦娥冤》进行改编。

  在台湾,庙会民戏是歌仔戏为生的主体。蔡欣欣说,当下很多歌仔戏迷已上了年纪,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去看歌仔戏,台湾歌仔戏中不断有新的文化创意。

  蔡欣欣说,不仅如此,台湾歌仔戏还会邀请观众互动,上台扮演“虾兵蟹将”,“就是这种形式吸引了大批观众。”

  家住渝中区十八梯的86岁的陈志碧老人,讲述抗战时期在重庆城居住的那些往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及所属中央机关西迁重庆,重庆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而且,日本飞机长时间地轰炸,街道、房屋毁坏很大,造成当年在重庆“一屋难求”。

  不仅老百姓流离失所,很多高官也没有房子可住。从珍藏的抗战时期档案来看,就有很多“求屋信”。“屋以稀为贵”,正是抗战时期重庆生活的真实写照。

  买房、卖房、租房,现在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可在抗战时期,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可是难上加难。

  重庆市档案馆在整理抗战时期书信时,找到很多“求屋信”。这些“求屋信”,内容多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政府要员,多方寻求帮助,求租房屋、求地建屋。日前,重庆市档案馆首次将部分“求屋信”进行了公布,并讲述背后的故事。

  这一封封“求屋信”,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抗战时期抗战大后方重庆的生活——“屋以稀为贵”。

  人口多挤在“半岛”之中

  重庆是一个内陆港口城市,也是西部地区开埠最早,城市化比其它西部城市更早、更快的城市。因为这个特点,重庆自1929年建市以来,人口密度一直较高。

  以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为例,重庆城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5037人。

  而且,重庆又是一座山城,山高地不平的地形特征,使得重庆的房屋建筑不仅成本高,而且相当困难。两者结合在一起,战前的重庆就已经人口众多、居住困难,整个重庆城颇有“人满之虞”的情况。

  “抗战爆发后,重庆城就更挤了”,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档案馆收集整理处处长唐润明介绍,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及所属中央机关西迁重庆,东部沿海地区大批工厂、学校、团体等纷纷迁到重庆。加之战区扩大,难以计算的大量人员涌向重庆,他们在重庆“安家落户,立业谋生”,从而使得重庆的人口急剧增加,到1945年3月时,已多达126万余人,较原有人口增加了近3倍。

  而且,大多数城市居民集中在渝中“半岛”上,让这个小小的半岛显得非常拥挤。特别是通远门以内,人口密度更大。

  唐润明说,重庆人口的迅猛增加,使得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城市设施更是相形见绌,压力大增。另一方面,日机长时期、大规模地轰炸,更是“雪上加霜”,炸毁了大量房屋。

  由此一来,重庆市区的房屋不仅价格高昂,一日一价,而且更多的时候是有价无市,一房难得。很多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市民,只得流离失所,投亲靠友和逃到乡村,或是搭建简易的棚房度日。

  很多“高官”也居无定所

  当时,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政府要员或是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也不得不到处寻求帮助,租借房屋、租地建屋。

  唐润明介绍,抗战时期历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次长等要职的洪兰友,虽然在重庆住了多年,但仍是居无定所。

  当洪兰友得知会府街兰庐内,还有可修房屋两三间的空余地盘后,就多方打听这块地的业主。但无奈自己与业主不熟,不得不于1943年4月29日致函重庆著名士绅、金融大亨康心如,“以系兰亭先生产业,闻与先生交笃,曾请转商,当荷面允,至感盛情。”并迫不及待地“兹特附上代拟电稿一通,敬祈察酌拍发,无任感祷,专肃奉恳。”通俗一点说,就是:我已经拟好的电稿,请你帮我拍发一下就可以了,麻烦帮我约一下业主谈谈。

  可以看出,战时重庆,就是当时的高官,为了求得一地一屋,也不得不低头到处想办法。

  个人寻房艰难,单位、团体也好不了多少,即使租到房屋,也常常发生纠纷。比如东北四省抗敌协会,是租赁的住房,因价格关系,被房主一再强迫索还,双方屡起纠纷,虽经警宪多次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房主同意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在加价的基础上租赁至1944年6月,但规定到期必须迁出,否则高价赔偿。

  这种情形,就连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也无可奈何,只得发出“现为期已迫,为避免无谓损失起见,势须如期迁移”的感慨。为此,吴铁城在该协议到期之前,致函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组,为东北四省抗敌协会请求租佃桂香阁的空地,“另建会所,庶免再因房屋纠纷,影响工作进行”。

  四处借房为女儿举办婚礼

  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为借用房屋举办社会福利人员训练班,也于1945年8月24日致函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组,信中写道:“本部现为适应复员紧急措施,已决定举办社会福利人员训练班,并须于短期内即行开始训练,惟班址遽难觅得。闻中央公园市立图书馆馆址及市工务局所建示范住宅(现由私立重庆时疫医院借用,该院将于本月底结束),全部房屋尚属合用,拟请借用三月,事关复员紧急措施,尚祈特予惠允。”

  抗战时期的重庆,住房供不应求,生活在重庆的人们,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唐润明说,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有的住在所属单位简陋的宿舍里;有的则出高价,与人合租住房;有的疏散到乡间,自建简单房屋……但所有这些,都不是能够轻易获得的,都要托朋友、找亲戚,想很多办法。不仅个人住房如此,就是一些权力部门、大的单位,也是这样。

  有时一些大的活动与聚会场所,也得求人帮忙,才能得到解决。比如,曾任中国驻日大使,抗战时期任国民党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主任、陪都空袭救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的许世英,1943年3月12日也曾致函康心如,请求借“银行同人业余进修社”为其女儿举办婚礼。

  除了对歌仔戏本身的创新,高校也是传承歌仔戏的主要阵地。闽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郑玉玲教授认为,培养戏曲人才是让歌仔戏不断传唱的一个关键,年轻人的思想创意在戏曲的创作中必不可少,大陆院校也在逐渐学习台湾经验,培养新人。

  “学生的创意其实很多,有的学生把摇滚带入歌仔戏,有的将中国传统的神用西方的天使代替,有的则在现代广告中以戏曲的唱腔来配音……”蔡欣欣认为,看待传统戏曲,也需融入新思维,这便是歌仔戏的一种传承创新。(完)

  “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这样‘一屋难求’的情况,是随时可见,举不胜举的。”唐润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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